经过多年观察，本人认为“具有中国特色的‘双轨制’将导致广大中产阶无家可归”，并有可能引发一次巨大的社会波动。以上这种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，也不是哗宠取众，而是警钟长鸣，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。

其实我也是一直支持任志强先生所说的“市场化的归市场，政府的归政府”，况且“双轨制”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解决本国人民居住问题的手段。但是很多人只提倡“两轨制”，而不分析外国的“双轨制”的内容，特别是开展“双轨制”的前提条件。国外“双轨制”就是指保障性住房(公屋)和商品房(私屋)，前者以政府提供的租赁房为主，后者以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为主。那么中国特色的“双轨制”是什么呢?

根据我国目前出台的所有文件，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近日表示，“2010年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，通过棚户区改造和新建、改扩建(购置)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，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。另外，安排建设的限价房、公共租赁住房和安置住房规模将比2009年增加一倍”。

中国的保障房以经济适用房、两限房等以商品房为名，行保障房之事的“怪胎”为主，援引任志强先生文章“北京市2009年计划推出的850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政策，其中定向的和特殊用途的占了约700万平方米(我理解为经济适用房)，真正面向社会的只有150万平方米，大多数是普通社会公民无法享受的政策”。

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，经济适用房、两限房在理论存在缺限，让好人也有犯罪的动机(因为犯罪成本很低，而回报极高)，比如一套经济适用房比同等商品房便宜60万，理论上购房者可以拿出差价的去行贿。正由于“同一商品，不同价格”的非市场定价法，所以经济适用房永远都是“供不应求”，最后用“摇号”这种非市场的手法(比赌博还不如)去PK，所以便有了“6连号”的现象。其实这是必然，100连号也有可能。

正因为购买资格是一个全球难题，自从上世界80年代以后，很多国家慢慢取消了经济适用房，改以廉租住房为主。

除了购买资格难题之外，退出机制和监管机制也同样重要，比如新加坡(规定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，才有资格租用公共组屋，若家庭收入超过其规定标准将适时退出)，而中国连物业税在技术上都无法开征，对于保障房退出条件更无从界定，总之，盲目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，有可能导致社会财富继续倾向于权力阶层以及富人(因为他们具有的选择权)，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加剧。

实行“双轨制”后，必将导致商品房供应减少，商品房价格将被迫提升，地方财政才能弥补“保障房”损失的那一部分。结果导致没有资格纳入保障房范围的人高价补贴另一批富人。如果是补贴真正的中低收入者，我认为这是符合社会道义，但事实上由于制度设计缺限，反而有可能补贴中高收入者或权力阶层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(特别是一线城市)，外来人口(比如北漂、海归等)永远没有资格纳入当地保障房范围，而这些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70、80后成为“双轨制”中的“被遗忘的群体”，既无力购买高价房，也没有资格享受“经济适用房”、“两限房”，最终是“无家可归”，而国外历史早已证明，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。

那么如何客观地、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广大老百姓关注的房屋问题呢?我认为既不是回头看(计划经济)，也不是一味地向外看(国外双轨制)，而应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(城市化浪潮、人口巨量流动、财富两极分化、市场制度缺失)等，而应发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向前看，正如刘仰老师在《中国没有榜样》一书所说的，中国经历了30年最彻底的苏联主义，也经历了30年最彻底的美国主义，还具有5000年的古老智慧，完全可以找到适用中国人自己解决之道。

我个人认为，实行“两个彻底”，即“最彻底的保障制度”和“最彻底的市场化”，以新加坡的公屋模式取代经济适应房、两限房;以“平价商品房”取代高价商品房，我根本不认同任志强先生所说的“商品房应该是高价的”(他的思维局限于“唯外”)?为什么呢?中国要想实现75%城市化，就不会高房价的条件，这两者是相背的，即使有达到75%的那一天，那也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，因为高房价会阻碍城市化的步伐(2005年以后，由于房价上涨过快，中国出现了“逆城市化”现象，年城市率仅0.9%，远低于前10年的1.4%，参见下图)。

中国具有13亿人口，“最彻底的市场化”就是要“以量补价”，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商品房，加快城市化进程，增加消费内需，如果这样，国家财政收入不会有丝毫损失，同时老百姓也可实现“置业安家”的愿望，“有恒业，有恒心”，社会稳定将是不可动摇。于国，于家，两全齐美。

有人质疑，中国人多地少，无法保证商品房建设用地。这其实是天大的“谬论”，在“平价商品房”的制度下，城市化步伐加快，农村人口减少，众所周知，农村人均宅基地远远大于城市人均居住用地，结果就是农村就可以置换出大量的土地，还可支持工业建设(重庆城乡一体化就置换出了大量宅基地)。

最后还是一句，中国的事，要用中国的思维，不唯古，不唯外!